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《队医眼中的世界冠军》一书。该书作者关俨从1960年到1996年，我在国家乒乓球队做了三十多年的队医，在这期间为我国所有的世界冠军治疗过，亲眼目睹了我国乒乓健儿夺取的103．5个世界冠军，亲历了世界冠军们的悲欢离合、生离死别，亲证了世界冠军们用生命、青春、热血和汗水铸就了中国在世界乒坛的霸主地位……铸就了中国乒乓球常盛不衰的秘密。下文是该书的节选。
在第39届世乒赛期间，中国队内部出现了一件中国乒坛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问题——何智丽“让球问题”。这一“让球问题”后来引发成一场“让球风波”，而且涉及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，直到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，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。
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：女子单打进行到1／8决赛时，上半区：李芬姬3：2胜耿丽娟，管建华3：0胜巴托菲，陈静3：1胜玄静和，何智丽3：1胜格尔切娃（保加利亚），下半区：戴丽丽3：0胜布拉托娃（苏联），李惠芬3：0胜石田清夫（日本），梁英子3：0胜乌尔班（匈牙利），赫拉霍娃（捷克）3：2胜焦志敏；1／4决赛的对阵是李芬姬对管建华，陈静对何智丽，戴丽丽对李惠芬，梁英子对赫拉霍娃；考虑到在第38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决赛时，何智丽曾经以3：1战胜过朝鲜的李芬姬，所以，一旦李芬姬胜管建华出线时，上何智丽比较有利，所以领导和教练组决定：何智丽对陈静一仗不必动真的，陈静让给何智丽。实际比赛时，陈静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，连输了三局让何智丽出线；与此同时，管建华经过五局的苦战，以3：2战胜了朝鲜的李芬姬，为中国女队消除了一个有夺冠实力的对手；李芬姬是朝鲜女队的第一号主力，1986年年底的第二届欧亚对抗赛上，李芬姬对欧洲选手保持不败，单打比赛因负于焦志敏而列第三。
下半区的1／4决赛，戴丽丽3：0胜李惠芬，梁英子3：0胜赫拉霍娃。半决赛的对阵形势是：管建华对何智丽，戴丽丽对梁英子。
半决赛将于3月1日上午举行，头一天晚上，领导和教练组决定，决赛上管建华，何智丽让球给管建华。教练分别找何智丽和管建华谈了话，何智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。根据我在队里多年了解的情况，我觉得这个决定是有道理的。如果戴丽丽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梁英子，那么不管是上管建华还是上何智丽，决赛都是在中国选手之间进行，女子单打冠军肯定是中国的，那是最好不过。万一梁英子胜了戴丽丽进入决赛，是上管建华有利呢？还是上何智丽有利呢？这就大有文章。管建华和何智丽都是优秀选手，同梁英子都有一拼；但考虑到何智丽刚刚在5个月以前被梁英子打败过，5个月后再战梁英子，能否有把握取胜很难说；而负于梁英子那一仗我当时在场，看得真是让人揪心。那是在去年第十届亚运会上，女子团体决赛，中国队1：3负于韩国队，失去了多年的团体桂冠，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，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两盘单打中全丢两分，这在中国女运动员中是极罕见的。何智丽打球顺手时，可以大比分赢对手，但在比分咬得很紧时，她往往比较紧张，何智丽对梁英子和玄静和的这六局球，有三局是在打到20平之后输掉的；特别是对梁英子一仗，何智丽21：13先胜一局，然后以22：24，21：23连输两局；所有在场的领导、教练、运动员和工作人员都急得要命。在10天后的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，换下了何智丽，由戴丽丽、李惠芬、焦志敏打团体，为中国队又夺回了女子团体冠军。中国女队在亚运会上丢了女子团体冠军后，领导、教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5个月后的今天，如果让何智丽去碰梁英子，万一女子单打这块金牌丢了，那责任就更大了，所以领导、教练都不会随便让何智丽去冒这个风险的。
管建华如何？管建华，山西省阳泉人，1962年出生。削球手；她10岁开始打球，11岁获山西省儿童冠军，13岁获山西省少年冠军，14岁获全国少年单打第三名，接着进入山西省乒乓球队，但在往后的几年内，她一直默默无闻。1983年国家集训队的大队人马来到山西进行表演，在国家队和山西队的几场比赛中，管建华凭着她坚韧的削劲，把包括耿丽娟、焦志敏在内的8名国手一一削在马下，一时名声大振，不久被调进国家队的大门。
1984年3月访问欧洲，在波兹南国际邀请赛上，她战胜过当时的欧洲第一号选手赫拉霍娃。
1985年春，她参加第38届世乒赛，她与童玲配对，获女子双打第三名。
1985年7月参加在成都举行的“天府杯”乒乓球优秀选手赛，杀入决赛，与何智丽争夺冠军，管建华以柔克刚，一板一板地稳削，回球又低又转，还不时伺机反攻，最后以2：0战胜何智丽获女子单打冠军。
这次管建华在第39届世乒赛女子单打比赛中，3：0胜1986年欧洲冠军巴托菲，接着又胜朝鲜名将李芬姬，锐不可当；如果她碰上梁英子的话，以她稳健的削球，很可能把近两年体力欠佳的梁英子拖垮。
第37届世乒赛以后，梁英子因患肝炎休息了一段时间，病愈后，常常感到体力欠佳，她打球不怕攻球手，善于速战速决，而怕软磨，怕打持久战。
所以从以上两个方面考虑，我觉得上管建华比上何智丽有利。
第二天上午，运动员上场准备比赛，何智丽站在场内跟她的主管教练马金豹在说话。比赛前我总要问一问队员有什么问题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我就在挡板外的教练员、运动员席上坐下来观战，我还没离开场地，焦志敏走到我身边，告诉我她刚听到何智丽在跟马指导说，她不准备让球。我感到很突然，赶快告诉正在观看戴丽丽和梁英子比赛的李富荣，李富荣也急了，因为此时裁判已宣布比赛开始。领导和教练都无权让比赛停下来，李富荣只好在挡板外用上海话再次示意何智丽让球。此时何智丽已铁下了心，根本不听。第一局结束后休息时，教练做工作也不行。高手之间的比赛，在双方水平接近时，关键看准备得充分不充分。这场比赛，何智丽是有备而来，而管建华却毫无准备，弄得措手不及。比赛结果可想而知，何智丽3：0赢了管建华，赛后，管建华伤心极了，她痛苦地伏在场边队友的肩上，泪水直流。她觉得这是一场极不公平的比赛，如果事先谈好，真刀真枪的话，她不一定会输掉这场球。
另一场半决赛，戴丽丽苦战五局2：3负于梁英子。
晚上，决赛在何智丽与梁英子之间进行，最后何智丽战胜了梁英子，夺得了女子单打冠军。此时全团上下才松了一口气，世界冠军还是在中国人手里。但是，一个运动员公然在临比赛时，推翻原来的承诺，违抗组织的决定，这在中国乒乓球队内是破天荒的第一次；队友们也感到何智丽太那个了，有想法可以事先跟领导和教练谈清楚，临时变卦，打队友一个措手不及。这样得来的冠军有什么光彩？同情心的天平当然倾向管建华这一边。何智丽虽然拿了女子单打冠军，但在代表团内显得很孤立。
回国后，何智丽的思想压力当然很大，思想上的帮助肯定是不可少的。因为在中国乒乓球队里，这种违记事件是第一次，从领导和教练的角度来看，此风不可长。何智丽虽然违反了纪律，但终究还是捧回了女子单打奖杯，为国争了光，所以并没有给何智丽什么处分，照样让她参加国际比赛：如参加1988年年初在欧洲举行的第三届亚欧对抗赛、1988年6月举行的中国国际乒乓球公开赛。
何智丽被评为1987年全国乒乓球十佳。
对于该不该在世界大赛中安排“让球”，国内舆论议论纷纷。反对者认为，“让球”有失公允，是违背奥林匹克“公平竞争”原则的。但涉及到为了使中国队最终取得某项冠军，在用人上做一些必要的调整而安排内部“让球”，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。虽说兵乓球比赛只是一种竞技“游戏”，但其作用远远超出了这种游戏本身。过去，由于我国的竞技体育水平低，中国人被贬为“东亚病夫”；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，但竞技体育没能迅速提高，我国运动员出国参赛时，仍然让人瞧不起。我国一位著名运动员在与一名欧洲名将比赛后，伸手向对方表示友好，对方竟拒绝握手，扬长而去，这也是一种蔑视我们的表示。所以，以梁焯辉为代表的中国乒乓球教练、运动员发出要“争一口气”的怒吼，为谁争气？为国家争气，不是为哪一个人争气。我国的竞技体育，基础比较薄弱，要想尽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，除了苦练技术以外，还根据我国国情搞“举国一致”的体制，建常年集训的国家队、建各级省市队、建众多的业余体校，培养运动员的一切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。经过多年的“举国一致”的努力，终于有了第26届世乒赛上的辉煌胜利。这种胜利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乒乓球竞赛本身的范围，他对鼓舞全国人民战胜3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，对全国各行各业夺取新的建设成就，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，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因此，全国人民喜爱中国乒乓球队，喜爱为国争光的乒乓健儿们。当得知中国乒乓球队内还有像薛伟初、胡炳权那样的默默无闻的陪练运动员以后，全国人民不仅赞扬世界冠军，而且同样赞扬“无名英雄”。
中国乒乓球队在称霸乒坛以后，为了保持胜利同样推行“举国一致”的体制。
乒乓球比赛，由于打法多种多样，有球路相克的问题，常常会出现甲胜乙，乙胜丙，丙又能胜甲的情况，还有一个出奇制胜的问题。所以乒乓球队参加男子团体五名主力，并不就是全国比赛的前五名；参加女子团体的四名主力，也并不是全国单打的前四名，这五人或四人中，通常包括多种打法的运动员，以便根据不同的对手派出不同的阵容，所以有时上一年的全国冠军不能参加下一年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，像前面提到的陈莉莉、惠钧，还有这一届作为陪练随团的刘伟都是。为了夺取冠军，中国队常常派出最有把握取胜的运动员上阵。在团体比赛中如此，在单项比赛中也是如此。一个优秀的运动员，都有强烈的求胜欲，没有强烈求胜欲的运动员不是一个好运动员。在关键的恶战中，运动员们往往都是争着上，这是好现象。在通常的情况下，运动员的个人荣誉也是和国家的荣誉连在一起的。运动员在拼搏中夺得了世界冠军，既为国家争了光，捍卫了国家的荣誉，也为自己争得了荣誉。但有时候，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存在矛盾的，自己想上，而领导和教练从全局考虑不让自己上，而让别人上，在这个时候，自己一时想不通，也得个人服从集体，局部服从全局，以国家的利益为重，暂时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。这种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人，在中国乒乓球队里比比皆是。前面提到的薛伟初、胡炳权、刁文元、陈莉莉、惠钧、刘伟都是这样的人，还可以举出一大批。就是大名鼎鼎的郭跃华在夺得世界冠军以前，也曾经做过一年的“男帮女”的陪练。
在单项比赛中，当我们自己的运动员相遇时，下一轮到底上谁？如果对手较弱，上谁都有十分的把握能打败对手，那好办，我们自己的两位队员谁是胜者谁上。但是世界比赛，越到后几轮，水平相差越小。面对强手，如果我们自己争得精疲力竭，何以有充沛的体力去在下一轮与强手拼搏？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这点浅显的道理还用得着多说吗？如果下一轮是很强的对手，特别是在夺冠的关键时刻，在我们自己的队员相遇时，下一轮上谁就更要慎重对待了。运动员个人都是有求胜欲的，争着上的想法是好的，是不能指责的。但到底上谁，不能由运动员个人说了算。也不能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。原则是：上谁有利就上谁。通常做这种决定时，都是经教练组充分讨论研究后，再由代表团领导最后拍板。因为这关系到整个乒乓球队的成绩，关系到国家的荣誉，非同小可。做这种决定时，领导、教练都有一种极大的压力，绝没有草率行事的。如果在我们自己的队员相遇时，不做出“让球”的安排，要么让一个难以战胜对手的队员出战，要么自己战个两败俱伤，公允是公允了，公平竞争也做到了，但最后的冠军落到了别人的手里。
其实，“让球”的事由来已久，不是第39届才开始的。早在1961年的第26届世乒赛上的女子单打比赛中，中国队就做过让球的安排。那是女子单打半决赛时，邱钟惠对王健，到底由谁去争这块中国人梦想多年的女子单打冠军奖牌呢？邱钟惠经验丰富，作风顽强，王健年轻，敢打敢拼，各有所长，领队、教练反复研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，最后上报给贺龙元帅，由贺老总拍板，贺老总深信“勇敢顽强的云南姑娘”拼搏精神足，决定上邱钟惠。邱钟惠最后夺得了这届女子单打世界冠军。贺老总后来还跟国家体委的领导说：“我没有看错吧！”当时教练把让球的决定只告诉了王健，并没有告诉邱钟惠。王健很能顾全大局，虽然个人只取得单打第三名，但队友能夺得世界冠军，她同样高兴。站在第三名的领奖台上，她同样笑得很开心。
贺老总后来对中国乒乓球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，叫做“国内练兵，一致对外”，这一原则在中国乒乓球队贯彻最坚决最彻底，这一原则是引导中国乒乓球队克敌制胜的法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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